今年以来，随着宏观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变化，就业问题持续受到关注。在2023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，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从去年的“1100万人以上”上调为“1200万人左右”。今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达到1662万人，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1158万人，创近年新高；同时劳动者的技能素养与岗位需求存在落差，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，促进就业的任务更加繁重。
国务院总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到“青年”，事关青年就业和住房问题。在提及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时，报告说，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，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。
全国人大代表、58同城CEO姚劲波作为第十三届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连续六年向全国人大建言献策。2023年，姚劲波向全国两会提交四份书面建议，集中在就业和民生等领域，聚焦“释放活力、扩大规模、提升服务，进一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”、“支持家政服务业数字化提升，助力惠民生、促就业、扩消费”话题。
姚劲波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，在观念层面，蓝领的定义在未来几年会随着薪资、需求和工作技能而变化，二元的就业结构也可能会被打破，白领和蓝领不管是受尊重程度，还是收入，都可能差别不大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在您今年的建议中，第一条就关于就业，这背后有怎样的考虑？今年招聘有什么样的趋势变化，找一份工作的确更难、竞争更大了吗？
姚劲波：过去两年，疫情对企业经营冲击还是蛮大的，包括一些新经济企业、服务业，尤其是对需要面对面做服务的企业冲击更大。企业在面临一些危机的时候，最容易的选择就是冻结或者削减招聘。应该说过去两年企业的招聘需求受到很大影响。再叠加上今年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，再次创新高，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就尤其严峻。
过去这一两年很多人回到老家，没有出来工作，对就业市场是一个很大的缓冲。大家都有一个借口，“我就先不工作，先避开这个疫情”。今年疫情迅速翻篇，有大量的人才回到求职市场上。
过年这段时间通常是一个求职高峰。一般来说，过完春节，58跟赶集更多开展的是基层招聘，很多基层求职者每年都换一次工作。从58同城、赶集直招数据来看，C端求职的数据不断刷新新高。以往正常情况是正月过完就会回落，但今年到了3月份还是维持在高点。
今年高峰维持时间长，说明还是有很多人在尝试找工作，找到一份工作可能需要比往年更长的时间。岗位的提供没有求职恢复那么快。很多企业的信心恢复需要时间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几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屡屡突破新高，就业压力确实不小，您也提到一些举措可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，最核心的是什么？这背后哪里出现了就业的阻塞？
姚劲波：除了毕业生数量屡创新高之外，据58同城、赶集直招数据显示，春节后，企业招聘需求环比上涨42.82%；求职投递简历量环比上涨73.94%，双方仍难以充分满足需求。所以，如何能精准匹配用工企业方和求职者的供需需求，解决劳动力专业错配问题，也尤为重要。
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智能制造、大数据、新能源等领域，能带动一部分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，但在服务业仍存在大量的专业用工服务缺口，无法匹配到对口的人才。这使得我国毕业生就业难、部分行业的招工难问题进一步加剧，加大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。
过去两年疫情反复，民营企业受影响比较大，民营企业招聘信心多少会受到影响。这次两会我提到一条建议，应该激励民营企业拿出更多岗位来，比如说如果企业招募应届毕业生，头一年，可不可以实施前半年免、后半年减半缴纳社保的政策，应届大学生社保的差额部分视同缴纳。这样激励民营企业去吸纳更多应届毕业生，把这半年当成是一个培训期，或者是一个实习期，这样的话会缓解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的周期。
此外，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互联网平台企业，像58同城做的是连接用户和实体两端，消除信息不对称，在不同行业、不同地区尽可能做匹配的事；另一方面可以改善就业环境，比如户籍制度这种流动限制要尽可能取消掉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社会环境在发生变化，年轻人的想法变了，比如很多年轻人可能不想进工厂，还有些年轻人换工作特别勤，此前也有讨论年轻人更愿意送外卖而非进工厂，您认为这背后是就业需求发生了哪些变化？
姚劲波：往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，今年情况恐怕不一样，不是说年轻人不愿意进厂，而是厂子没有那么大的需求，很多厂招五千人，结果来了两万人。目前制造业里那种不太要求技能的纯劳工岗位是供给不足的，前两年之所以不好招人，是因为农村是个“蓄水池”，大家因为疫情没有出来打工。
目前制造业岗位供给不足，可能还叠加国外的需求不盛，出口不盛，导致行业整体恢复没有原来预期那么乐观，不像服务业恢复得相对更快一些。
但从长期来看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用工缺口同样巨大，在2021年三季度全国“最缺工”的100个职业排行中，有58个是“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”，预计至2025年，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缺口将近3000万人，缺口率高达48%。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招聘和就业渠道的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不足，造成就业匹配效率低。
其实不仅仅是蓝领，白领岗位也还没有完全恢复。白领任职的大公司、大企业，经济不好时，招聘需求降得慢，经济恢复时，招聘需求涨得也慢，有一定滞后效应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有不少专家和学者提出过通过现金补贴促进就业，尤其是现在新兴的快递、外卖等支撑社会正常运转的岗位确实也有过补贴，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，如果通过现金补贴年轻人进工厂，会有效果吗？
姚劲波：事实上，我国就业市场还存在劳动者求职难和企业招聘难并存的现象，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难。目前相关部门有出台加强求职者职业培训等政策，这对于求职者进一步提升就业水平，缓解企业招聘难，都有显著的作用。
但不管是加强培训，还是说现金补贴求职者，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在求职者身上，而是工厂。需求端不足，导致工厂开工或者说招工量不够，这是最大的矛盾。以前招人难的时候，工价最高涨到一小时30块钱，现在又回落到20多块钱，也能招到人。
但从工厂的发展来看，对求职者还是利好的。在劳动力市场，尤其是普工市场，现在工厂都在“互相卷”。卷工资的高低，食堂的好坏，宿舍的好坏。因为如果不提供更好的员工后勤服务或者更多更好的岗位，就招不到人。所以我是乐观的，中国工厂现在的待遇和环境，相比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，我相信十年以后一定会更好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根据人社部数据显示，家政服务员、保洁员在2022年第四季度“最缺工”的100个职业排行中，位列前十。当前为何如此紧缺家政人才，未来这个行业是否会有更大规模的发展？
姚劲波：近年来，国家高度重视家政服务业发展，政策红利持续释放，市场需求不断扩大，家政服务业在改善民生、吸纳就业、促进消费方面的作用愈发增强。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已超3600万人。
但随着家政服务业市场不断扩容，三胎政策的放开，以及社会老龄化现象，家政行业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。一方面是社会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量增大，导致劳动力紧缺现象非常突出；另一方面是需求更多元化，但与之对应的家政专业人才却难以充分满足市场。家政行业仍急需一大批层次结构合理、类型齐全、具有较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这两年关于一些高学历人员从事家政等服务行业的热点层出不穷，此次您的建议中也提到在本科院校开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，这是否会“大材小用”？
姚劲波：这几年，我们看到有本科毕业生主动从事家政服务行业。他们如果去一般公司，工资可能拿5000块钱，是比较基层的白领，但如果从事家政，工资1万甚至2万，可能还是税后收入。这类新闻一开始大家觉得是个案，但后来可能越发普遍了。
过去大家对蓝领有误解，有偏见，毕业生普遍不愿意从事相关工作，这反而导致有专业技能的蓝领薪资慢慢升高。反过头来有太多毕业生往白领岗位里挤，都希望找到一个看起来比较体面的办公室工作，甚至宁可忍受低一点的工资，如此一来，白领的工资反而被压制，找工作反而更困难。
所以我建议，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，提高教育对社会服务产业提质扩容的支撑能力，加快建立健全家政、养老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，扩大人才培养规模。
随着教育支持社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有效增强，紧缺领域相关学科专业体系进一步完善，在国家新职业认定时，向家政服务业予以倾斜，继续鼓励支持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(含技工院校)新设家政服务相关专业，深挖人才供给“蓄水池”。
另一方面，在高校增设家政学专业，也将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家政服务业，有利于高素质、复合型专业人才的培养，同时，一些家庭服务机器人、健康监测、等智能设施设备的研发制造同样需要科技人才，对于年轻人，同样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您的提案中提到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实现跨地区高质量就业”，这背后实则是社会、经济、教育和医疗等多个层面的复杂问题交织，那么您这个建议是否旨在为劳动力解决后顾之忧？近年来，就业环境是否在渐进式改善？解决之后，真正能够多大程度促进就业？
姚劲波：受限于目前的城乡就业政策体系，劳动力、人才顺畅流动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门槛，特别是在各类大城市。这些年就业环境的确有变化，各地都开始把求职者群体纳入服务对象，发改委也连续几年发文，要求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，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，推动稳定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落户。
但普遍来看，通过积分落户等诸多政策的门槛仍较高，有的落户条件在一般情况下难以实现。同时还存在，进城打工不难，但是享受公租房及保障性租赁住房政策不易，这就造成居住难、随迁子女就学难、相应保险等保障难的问题。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二元结构，眼下劳动者不属于工作的这个城市，每年回老家，每年换工作，还来不来不知道，也不能参加社保，也不能让小孩上学。如果能够在这个方面有突破的话，其实就业问题会缓解很多。
我期待，同时也呼吁，大家不要把这个群体叫“农民工”了，现在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有1000多万人，一年新生儿还不到1000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再过不了多久，所有的农民工可能都会变成大学生，所以“农民工”这个用词就不合适了，我们可以把它叫新市民，或者新的就业群体，应该匹配或者提供类似市民待遇的服务。
户籍制度存在这么多年，是不是一直要作为和身份、地位以及享受社会服务捆绑这么近的一种管理手段？有的城市可以走得快一些，其他城市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消亡掉。这样的话就业市场肯定会有更多活力，劳动者生活也会更加幸福。某种程度上是在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，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。
中国新闻周刊：“农民工 ”之前在大家的概念中是年纪比较大的人，那么如今似乎涉及全年龄层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，您能给求职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？
姚劲波：说实话，我们的一些观念需要更新，比如现在去电子厂的人群在发生变化：多是年轻人，用iPhone，穿耐克，非常时髦；他们的平均学历是高中，可能很快就是大专以上。工作强度本身在变化：现在有很多机器人，采用自动化生产，不再像此前那样重复枯燥。工资水平也在变化：有可能比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还高，好比未来到家里干活的保姆，很可能开着自己的车，用的手机和包跟雇主一样。
此外，整个制造业的用工形态就是三个月到一年换一次人，本身工人可能三个月要回老家一次，有些企业已经开始倾向于把一些岗位变成一个长期用工的状态，比如说到组长这一级或者到骨干这一级。未来很多重复劳动可能被机器替代，工厂里留下更多的是技工、管理等岗位。
所以过去对蓝领这个职位的定义，在未来几年可能随着薪资、需求和工作技能的变化而变化，二元的就业结构也可能会被打破，大家会觉得白领和蓝领区别不大，受尊重程度差别不大，收入也差别不大。
对年轻人而言，首先是观念要转变，过去大家根深蒂固，认为白领工作受人尊敬、比较体面，而工厂里面的一个技术工种可能没那么受到尊重。这样的观念要转变过来。
我觉得政府及媒体都有责任去引导观念，通过市场经济去定义什么样的工作更被认可。例如一个人工资四千，另一个人可能学历没他高，但收入两万，后者显然是社会更需要、更被认可的。再如基层白领在做的类似写PPT、写文档、给客户写email这类工作，恰恰是最容易被ChatGPT替代的。年轻人需要去更新观念，思考在这个时代什么样才算好的工作，多去寻找一些有创造力、有批判性思维、能够更长远发展的工作。